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11月4日第15版,作者:孙果达,原题:《苏联“联蒋”政策与西安事变》
1936年夏是世界酝酿力量组合的重要时刻。一边是德、日的同盟在即,一边是中、德关系的如日中天,这使得苏联深感威胁。如果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形成德、日、中的联手,苏联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这一政策的突变,在中国引发了西安事变。
苏联“联蒋”政策的实施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电报中准备在西北实施的方针与苏联的新政策相左,就立刻请示斯大林:“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对红军急需的援助只字不提,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当时“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一面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毛泽东年谱》)一面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红军进攻宁夏,但前提是苏联必须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案是如无援助,“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莫斯科顿时陷入两难:不论是提供“军援”还是坐视红军南下,都将激怒蒋介石,而当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现雏形,苏联岂能因此而冒功败垂成之险。
可疑的军事援助
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同上)
9月27日,共产国际突然改原定的“运到”为“接取”:“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中共中央立即于10月2日回电:“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10月18日的复电断然拒绝:“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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