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文卿写得很快，仅半年时间便整出了许世友的第一本回忆录《我在山东十六年》。他回忆说：“许司令最后看了非常满意，未作任何改动，用红铅笔在首页上写下一个大大的“许”字，表示同意付印（李文卿：《“文革”中的许世友》）。”
本文摘自：凤凰博报，作者：张雄文，原题：文化不高的许世友如何写回忆录：签一个“许”字
一、不仅救命还能升官的“没文化”
如果说林彪、粟裕堪为智谋百出，算无遗策的韩信、白起的话，那么，粟裕的麾下猛将许世友则是中共将领中标准的“李逵”式人物。
李逵性情火爆，动辄拿起板斧“排头儿砍将去”，也不管官兵还是百姓，口中嚷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许世友牛脾气一来，甚至对儒将张爱萍的参谋也是一番怒吼：“我他妈操你姥姥的！……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X！（张胜：《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许世友出身寒微，少年时便替人当杂役，不曾上过学，1920年又因过失杀人，被迫投入军阀吴佩孚部当兵，因而文化不高。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说他“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同上）”，这大体不差。
然而，正是许世友的几乎大字不识，让他逃过了两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第一次是红四方面军时期。
1931年9月，鄂豫皖苏区的“太上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个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主席毛泽东），开始在白雀园“肃反”，目的是排除异己，树立权威，对象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
张国焘规定的肃反标准之一是：凡是戴眼镜、留长发、镶金牙以及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的人，都在怀疑之列。
这次规模巨大的“肃反”，共捕杀黄埔军校一期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其余稍能断文识字的人被杀者不少。张国焘心腹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中承认，被“肃反”的总人数“计一千五六百人”。
1955年授衔中将的周希汉当时还是普通一兵，因为会写几个字，便成为怀疑对象，先是被调为伙夫，随后遭保卫局逮捕准备枪杀，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力保才留了一条小命。
周希汉回忆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注释）！”
如此“红色”恐怖之中，时任团长的许世友竟安然无恙。相反，他成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被屡加提拔，1933年后甚至升任为红四军军长。
第二次是“文革”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革”，其实是一场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浩劫，晚年毛泽东几乎在重复当年张国焘的“肃反”之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顿时陷入绝境自不必说，党内知识分子干部也难于幸免。
就军队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将领而言，除刘伯承、粟裕等早已靠边站的“死老虎”以及林彪、叶剑英等特殊人物外，张爱萍等一些知识型的“儒将”均被打倒
或许受过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以及王明、博古等人的挤压，让其两次被迫“下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他喜欢的是胸无点墨、头脑简单的李逵式工农兵。
对于他嘴里“没上过学校”的李逵，毛泽东由衷的欣赏。1959年8月2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就称赞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
而军中将领许世友，毛泽东不但将他“钦定”为“李逵”，且一生视之为最可靠的人之一。他1945年在延安看《三打祝家庄》时便说：“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李耀宇口述：《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正因为此，当张爱萍等军中儒将“文革”中惨遭迫害时，许世友一直安然无恙，稳居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之职，并于“文革”高潮时的1969年升任为政治局委员。
这一届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之外共24人，可分为两组。
一组12人是“文革”主将：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
还有一组12人是基本上经过战争年代的老干部，是打天下的代表人物：周恩来、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李先念、朱德、董必武、刘伯承。
第二组中年事已高的朱德、董必武，双目失明的刘伯承都是挂名，而许世友活跃其中，成为57名1955年授衔上将的将领中，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当红人物之一。
二、出版回忆录，仅有一个“许”字属自己
“文革”之前，毛泽东对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朗声回答：“我就带兵进京勤王（注释）。”毛泽东听了，自然喜上眉梢，很是满意。
所谓“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执政路线。毛泽东与许世友对话不久，刘少奇、邓小平成为党内第一第二号“走资派”，被打成“刘邓陶（铸）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但1977至1980年间邓小平重新出山，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即将全面启动之时，许世友却“这里黎明静悄悄”，并未如当初对毛泽东所承诺的“勤王”。唯一一件事便是1980年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说了一句“华主席人很厚道（注释）”，当有人提醒他注意时，从此噤如寒蝉。
5年后的1985年2月，邓小平路过南京，顺便前往中山陵的住处看望许世友，许世友不但一大早起床刮好胡子，见面后称仅长自己两岁的邓小平为“您”，还主动提出与他合影。
不过到底年岁不饶人，晚年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撰写生平回忆录成为他生活的唯一目标。但当年文化不高可以救命，撰写回忆录便成为一道沟坎。
他的老部下、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给他解决了这一难题，点名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负责撰写。
李文卿回忆说：“我组织了三位同志，抓紧进行工作。刚看了两天材料，许司令就催着我们动笔，说写也是学习，一边写一边学，不要光看材料（注释）。”
李文卿对许世友解释说：“我们看了材料，先列出提纲，尽快报给你，然后请你给我们讲。”但许世友还是不停地催促。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本来就是急性子，大概又感觉年龄不饶人，恐怕自己一旦去世，连带多年积累的作战经验一同赴之九泉，更是急上加急，所以才催了又催”
他只好应付一下，说开始了。可是材料没有看完，根本无法列提纲，他只得去求助聂凤智。聂凤智告诉他先答应再说。
李文卿匆匆列出提纲后，许世友回忆了一些战例，更主要的是找其他人帮助。李文卿回忆说：“我们尽可能多找一些熟悉许司令的老同志回忆当年的事情，提供第一手材料，并请他们帮助把握撰写回忆录的基调（注释）。”
他写得很快，仅半年时间便整出了许世友的第一本回忆录《我在山东十六年》。他回忆说：“许司令最后看了非常满意，未作任何改动，用红铅笔在首页上写下一个大大的“许”字，表示同意付印（李文卿：《“文革”中的许世友》）。”
这本匆匆而出的回忆录，于1981年7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为时间过于匆匆，撰写者又是未经战阵，不清楚战史的年轻人，而当年许世友的上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13年后才公开平反，因而书中出现了明显纰漏。譬如书中几乎不提及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
书中写到济南战役时，大概没有搜集到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的重要电令，便将华东野战军全军指挥、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降为与许世友并列的人物。书中说：
“华东野战军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占参战兵力的44%，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谭震林同志和我负责。以参战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
真实的历史是，书中“研究决定”济南战役的“华东野战军首长”正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而“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也是打援集团归华东野战军总部直接指挥，并同时指挥攻城集团，如同东北野战军二打四平时，由李天佑担任攻城总指挥，而东北野战军总部即司令员林彪直接指挥打援方向一样。
书中还说：“陈毅同志和谭震林同志还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
而历史真实是，陈毅早已于1948年5月调往中原，担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济南战役时，陈毅依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不可能“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倒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曾到攻城西集团宋时轮部队作战前动员。
因为这些一目了然的失误，许世友这本只有一个“许”字属于他的回忆录，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看来，文化不高可以救命，可以升官，但若弄起“传诸名山藏诸后世”的史书来，到底还不能继续“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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