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孩子?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秦始皇焚书坑儒家喻户晓,类似的事情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4世纪也做过。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
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比如,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描写了青春期叛逆,加之脏话和性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些国家被禁。谢尔·西尔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给予树》因描述一棵无私的树,而在一些学校被禁止,因为成年人们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甚至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的《野兽国》也在一些学校被禁止,因为它“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
这些书曾经让一些成年人忧心忡忡,唯恐教坏孩子,败坏风气。在时空转换后的几十年,谁又能想到,其中的每一本都成为儿童/青少年读物中的经典作品呢?这些担忧的成年人没说出口甚至没想明白的是,他们对孩子做了这样几个假设:孩子是弱的,没有判断能力;看书是一种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思考;孩子接触“坏东西”就会变坏。
真的是这样吗?
一书毁“三观”?
我们总是忍不住担心:一旦放任不管,孩子会不会从书里“学坏”?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连研究者也一直企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50年来的众多研究,仍然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当然,这也是因为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此类研究难度很大。
在一项针对脏话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小说人物脏话说得越多,他/她越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这恐怕是个让家长揪心的结论。然而,研究者也做了一个重要的提醒: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充满敌意、酷爱暴力的孩子,你就更有可能去仿效脏话。也就是说,读书和孩子的行为问题存在某种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未必是因果的:不是因为看了书才满嘴脏话,而是孩子本来就存在这种行为倾向。
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对此作了一个高度总结。他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书籍只是能够影响儿童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毁三观” 这个网络时代的常用语,让人们误以为一部电影、一本小说甚至一杯奶茶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种观念决定了一个人对于世界、生活和他人的看法,无时不刻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美国著名学者,自然和人文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曾经在他的书中批评当今的营养健康学研究,他说:当下这种化学实验似的研究方法,让营养化学成分脱离了食物,食物脱离了饮食习惯,饮食习惯脱离了生活习惯;然而,它忽略了食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带有深刻文化性的概念,有太多变量和复杂因素需要考虑。
借用迈克尔·伯伦的逻辑,这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三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